2017年8月，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印發兩周年。

在中國國企改革史上，這份文件有著劃時代意義，是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以此為核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改革理論體系基本成型——這是歷史性的突破，也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總綱。

五年前，正在改寫歷史的《指導意見》就已開始醞釀。

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五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企改革，始終把國企改革放到重要位置，并設計了一條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相結合的全新改革道路。

國企改革是中國經濟領域改革的核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其內在邏輯是“變與不變”。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放權、承包，到國企脫困時期的抓大放小、戰略性調整，再到國資委成立后的政資分開、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30多年國企改革之路，能變的是有利于增強國企活力的體制機制；不能變的，是“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有利于”標準、“六個力量”歷史定位，以及國有企業的“根”和“魂”。

在新的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盡快在國企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

這是新時期國企改革“攻堅戰”的沖鋒號，是向30多年來尚未被攻克的急流險灘、銅墻鐵壁、荊棘硬骨的宣戰。

作為中國經濟的可靠保障、戰略先鋒和核心競爭力，國有企業堅持將改革進行到底，砥礪前行、久久為功，奏響了不平凡五年的最強音。

五年過去，這場攻堅戰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五年來，國企改革組織領導體系全面建立，“1+N”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包括帶有“四梁八柱”性質、支撐國企改革總體框架的重要政策；帶有“定點爆破”性質、力求攻堅克難的專項政策；帶有工作推動性質、指導部署落實的工作計劃等。十項改革試點梯次展開，現代企業制度不斷完善，布局結構繼續調整，國有資產監管有效強化，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呈現出全面推進、重點突破、亮點紛呈、成效顯現的良好局面。

五年來，國有企業規模實力顯著增強，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成效明顯，創新發展成果不斷涌現，國際化經營邁出堅實步伐。2016年，全國國有企業止住了持續下滑的不利局面。2017年上半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的營收、利潤均創近年同期最好水平。據統計，2013—2016年央企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平均為107%。

五年來，中央企業黨建工作各項任務得到有效落實，國企黨建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得到有效解決，“補課”、“清欠”任務初步完成，國企黨的建設呈現前所未有的良好態勢。

這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國企國資系統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實踐也再次證明，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和穩中求進新階段，國有企業始終是引領經濟發展行穩致遠的改革中堅和重要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督戰，國企改革攻堅高舉旗幟、系統謀劃、整體推進、試點先行

經過30多年改革，國企改革已進入深水區。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怎么辦？

“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國有企業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不思改革”。

李克強總理也說，“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蹚”。

國企改革關乎13億人切身利益。習近平總書記為此劃定紅線：國企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

鐘呂既奏，瓦釜息聲。五年來，國企改革高舉旗幟，得到了社會輿論前所未有的關注、支持。自上而下，一批符合時代要求的國企改革理論成果次第涌現。

有了啃骨頭、涉險灘的勇氣，還遠遠不夠。新一輪國企改革，還要有彈鋼琴的本領。

國企改革是系統工程，既包括完善國資管理體制、深化國企改革，也包括國有資產布局結構調整，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乃至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等，涉及到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等多個相關部門。

要想彈好鋼琴，這些“手指”不僅都要動，還要配合起來。

為此，習近平總書記為組長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高度重視國有企業改革工作，審議通過多個重要文件，組織多次專項督查，直接推動相關改革的落地見效。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國務院成立了馬凱副總理、王勇國務委員擔任組長和副組長的國企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務院國資委。先后召開21次全體會議和若干次專題會議，統籌研究和協調解決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難點問題，加強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和指導把關。

各部委間既有分工又有協作——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發改委與國資委共同牽頭；完善國資管理體制和兩類公司試點是財政部與國資委共同牽頭。

各省（區、市）、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全部中央企業都成立了國企改革領導機構。幾乎所有央企和多個省市的行政一把手擔任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比如遼寧省長陳求發、河南省長陳潤兒；一些省市由省委常委或者副省長兼任國資委黨委書記，比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張劍飛、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國有企業改革文件的制定工作，組織研究審議相關文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指導意見》。此后，在多部門的配合下，國企改革形成了以《指導意見》為統領、以若干文件為配套的國企改革“1+N”政策體系，中央各部門又出臺了110件配套文件，各地結合自身實際出臺落地文件837件。

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大體系基本形成：一是圍繞建設什么樣的國有企業，形成了以基礎論和力量論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理論。二是問題導向、頂層引領的國企改革政策體系，即“1+N”文件體系。三是試點先行、層層落地的國企改革組織推進體系。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

無論哪家單位，哪個地方，主要負責人對國企改革抓和不抓不一樣，虛抓和實抓也不一樣。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多次深入調研，走訪地既包括國資委的多家改革試點單位，也包括豫魯粵贛湘遼閩等省份。他們一方面傳達中央指示，一方面傾聽基層感受，確保改革在正確軌道上行進，尊重基層首創精神，讓好的做法能夠推廣。

幾年來，作為第一批“摸著石頭過河”的勇者，國務院國資委確立的“十項改革試點單位”沖鋒在前，戰果豐碩。

 

2014年，新興際華被國務院國資委確定為董事會職權試點單位后，實現了央企董事會聘任總經理，成為國企改革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其后，新興際華二級公司、三級企業董事會層層落實，2016年10月，已完成全部二級公司的經理層市場化選聘。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了90%三、四級企業經理層成員的市場化選聘。

作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單位，國投公司分批分類向二級公司授權。作為第一家授權試點單位，國投電力董事會得到了70多項授權。

國投電力董事長胡剛說，現在投資決策效率明顯提高。“以前流程要走一個月，現在我們的決策團隊可以24小時待命。”

2016年，18家試點央企利潤同比增長33.2%；今年前5個月同比增長21.1%，均高于中央企業同期水平。

在地方，235項試點次第展開；在央企不同層級，試點到處開花。

“改革試點探索積累了一大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經驗，國有企業活力生機得到了充分激發”。國資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改革辦主任彭華崗表示。

現代企業制度不斷完善，與市場經濟進一步融合，國企活力、競爭力不斷增強

“我們不揣冒昧，大膽向你們要權。”

1984年3月，由福建55名廠長聯名的一封信，為當時“五花大綁”的國企爭取到了松綁的機會，也開啟了國企與市場的融合之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要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也是國企改革所要完成的根本使命”。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謝魯江說。

對于這三十多年的融合成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予了充分肯定，“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

但是，距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現實顯然還有一定差距。

這幾年，煤炭價格持續低迷，煤炭企業生存艱難。黑龍江的龍煤集團處境尤為令人關注：五千萬噸煤炭產能，二十多萬職工，一度要依靠政府輸血才能發工資，龍煤岌岌可危。

在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的強力支持下，龍煤集團近兩年進行了10個方面36項改革。今年1-5月，龍煤盈利8.1億元，6月份已實現現金流平衡，50%以上的煤礦已經扭虧。

龍煤改革內容很多，實質無非四個字，“融入市場”。

對于龍煤這樣的競爭性領域企業來說，市場化是一劑良藥。但是，良藥不是神藥，有的企業吃不得。

比如地鐵公司、水務公司等企業，肩負獨特使命，先天就是“旱鴨子”，不適宜在市場風浪中把旗弄潮。

究竟哪些企業是市場的絕緣體，哪些又是良導體？

國企分類的概念，始于上世紀末。倡議者人大教授張宇認為，把國企分為競爭類和非競爭類，能夠解決國企融入市場的難題。許多發達國家也是這么做的。

作為國企改革高地，上海再次引領風潮：

2013年12月，“上海國資國企改革20條”正式發布，上海市屬國企被分為競爭類、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

此后，29家省級國資委分類方案相繼出臺。

地闊萬里，企業百千，分類沒有一定之規。或兩分法、或三分法，由出資人自行決定，也可增益——廣東原是準公共性、競爭性兩類，近期又增加了金控類。

國務院國資委把中央企業分為三類：主業處于充分競爭領域的商業一類，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或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二類，公益類。

作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創新之舉，國企分類結束了一把尺子量大家的窘境，提升了監管的科學化水平。

 “考核地鐵、巴士這樣的企業，社會效益權重不低于80%，經濟效益不高于20%；考核競爭類企業，經濟效益權重占90%以上，兼顧社會效益，并全面推行經濟增加值考核。”深圳國資委副主任胡國斌說，深圳基本實現了一企一策的考核方式。

分類也為國企公司制改革和混改打好了基礎。比如浙江國資委提出，功能類國企混改要保持國有控股地位；競爭類企業國有股份不設下限。

“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基礎設施、重要自然資源等行業央企，不妨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競爭領域央企均應實行公司化治理，推進產權多元化”。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

上世紀90年初啟動公司制改革以來，全國國企公司制改制面已達90%。

但是，由于改制成本高，耗時長，這項改革并不徹底——目前，仍有69家央企、3200戶子企業為全民所有制企業，涉及資產13萬億元。

以問題為導向，2017年6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方案》明確提到，將央企改制提供“劃撥土地處置”、“稅收優惠支持”、“工商變更登記”、“資質資格承繼”四方面政策支持。

隨即，國務院國資委向社會公開表示，央企將在年底前全面進入公司制時代。

翻牌容易變身難。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局長白英姿說，公司制改制的核心內容是要“轉換體制機制”。規范化董事會建立并有效運行，被認為是國企機制轉換成功的重要標志。

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一直重視董事會的建設工作。目前，已有85家央企建立董事會，外部董事人才庫增加到417人，專職外部董事增加到33人。

中央企業二級國有獨資、全資企業中，共有49.8%建立了董事會。各省（區、市）國資委所監管一級企業中有92%已經建立了董事會。

新一輪改革中，各級國資委積極開展了董事會職權改革，選人用人、參與決策，董事會作用進一步落實。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業集團及下屬企業中，由董事會市場化選聘和管理的經理層成員約占5.1%。省級國資委單位所出資企業及下屬企業中，通過市場化選聘并管理的經理層人員占14%。

新興際華董事會不僅選聘總經理，還多次否決經理層提交的投資議案，避免投資風險10多億元。

在有些國企，董事長也成了改革對象。

今年年初，山西國資委與汾酒集團董事長李秋喜簽訂責任書。如果后者不能完成“三年主業收入分別增長30%、30%、20%，利潤三年連增增長25%”的目標，將主動辭職。

“不跳起來摘桃子，目標難以實現。”李秋喜說，他失去了鐵飯碗，拿回了自主權。

按照約定，山西省國資委向汾酒集團下放人事權、投資計劃等八項實權。原由省國資委聘用的經理層考核不合格，也可解聘。

今年上半年，汾酒集團酒類收入37.19億元，同比增38.95%；實現利潤總額8.7億元，同比增長95.13%；其中酒類利潤9.59億元，同比增長79.13%。

“改革讓汾酒集團以新的姿態參與市場競爭”，對于未來，李秋喜信心十足。

多年來，在有些國企，無論市場風雨飄搖，“員工能進不能出，工資能增不能減，經營管理者能上不能下”的現象始終存在，嚴重制約企業競爭力水平。

新一輪國企改革中，一大批企業在破除這一障礙方面做了勇敢嘗試。

中化集團這兩年加強對全體員工考核，對考核結果不勝任及違背公司價值觀的員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淘汰。近兩年淘汰員工近2000人。

2013年以來，東北制藥對連續兩年考核倒數前五的“一把手”自然淘汰，目前已淘汰18人，15名80后干部走上各分子公司一把手崗位。

東北制藥董事長魏海軍說，改革提升了企業活力。2016年，東北制藥扭虧為盈，今年上半年銷售收入增長20%。

改到深處是產權。新一輪國企改革中，混改被視為改革突破口，備受矚目。

混改并非新生事物。但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企混改進入了全新階段——新在手段更多，新在更加規范，新在“穩妥”二字。

穩妥體現在改革對象的選擇上。

“宜混則混，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表示，混改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并非一混就靈，也并不是國企改革的唯一路徑。

穩妥體現在改革手段的公開透明上。

“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這是黨中央劃定的紅線，不容觸碰。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所長黃群慧認為，上市是實現公開公平混改的最優途徑。實踐中，多地把上市作為混改的重要手段。

比如，2014年以來，江蘇銀行等13戶國有企業相繼首發上市或重組上市，吸引社會資本459億元，資產增值1030億元。

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8月的聯通混改。

此次混改中，聯通上市公司拿出780億元資產，引進了包括騰訊、阿里在內的戰略投資者，聯通集團持股比例下降到 36.67%。同時，A股公司將向核心員工首期授予不超過約8.48億股限制性股票。

此次聯通混改的體量之大、讓渡股權的比例之高，引入互聯網企業之多，以及員工持股等改革舉措，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也是混改常用的手段之一。

比如，2016年8月，遼寧集中掛牌出讓省交投集團、省水資源集團等7家企業20%的股權，出讓資金將用于彌補遼寧省社會養老金的不足。

有的地方多種辦法同時推進。

江西探索了合資新設、增資擴股、重組控股民營企業、參股民營企業和股改上市等5種途徑，“打造了省建工集團、中國瑞林、江鹽集團、旅游集團和招標咨詢集團等混改樣本”，江西省副省長李貽煌說，江西省屬國企整體混改率已達到71.3%。

國務院國資委提供的數據表明，五年來，中央企業及下屬企業共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1995項。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達68.9%，較2012年增加3.23個百分點。

在混改過程中，不少企業同步探索了員工持股改革。

寶鋼的歐冶云商混改時，有126名核心骨干員工持股合計5%。歐冶云商高級副總裁金文海就是持股員工之一。包括他在內的高管們現在選擇聯合辦公，以節約辦公成本。金文海說，“我們會更認真地對待每一分支出”。

“國企管理者是國家委派的虛擬出資人，混改和員工持股能解決出資人真正到位問題”，中國建材董事長宋志平說，出資人到位后，“你拿他一根燒火棍，他也會和你急”。

實踐證明，混改尤其是加上員工持股之后，企業變化非常大。

湖北藍天鹽化公司引進廣東鹽業集團等戰略投資者并實施員工持股后，改革當年一舉扭虧為盈。

中糧集團有四家企業探索員工持股。“過去早九晚五，現在早五晚九”，一位持股員工說，員工持股的“金手銬”留住了人才，激發了活力。

國企改革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資本布局更加合理，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變化，給習慣了與時間賽跑的中國人帶來了不小沖擊。在這一轉型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了經濟工作主線，國企成為了主戰場。

對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表示，“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骨干和中堅力量，必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積極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實踐中，國企國資系統以國企改革推動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國有資本布局，提高國資運行效率，為中國更好適應經濟新常態提供強大動力。

這些變化中，最直觀的莫過于企業數量增減。

截至2017年8月底，已有18組34家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國務院國資委監管央企調整至98家。全國省級國資委監管企業開展的重組整合為135項。

手段上，既包括“橫向聯合”催生規模效應；也包括“縱向整合”實現優勢互補；還采取“吸收合并”完善業務結構。

增減之間，國資委的態度是根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根據行業發展、產業發展、企業自身發展需求進行調整，以提高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為重心，不設數量目標。“不僅追求物理變化，更加注重化學反應”。通過重組，使中央企業戰略定位更準確，功能作用更有效發揮，中央企業整體結構更趨合理，國有資本配置效率和發展質量更好提升，加快打造形成一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正是在這樣的寬松環境中，自由牽手、重組升級的新企業從虧損變盈利，從相殺到相愛，在全國乃至全球的話語權、影響力不斷增強。

以中國寶武為例，重組前，兩家企業合計虧損上百億元，重組后開展184項業務對接，削減產能近千萬噸。今年上半年收入為2204億元，同比增長61%，利潤86.6億元，同比增長100%。

經濟指標固然重要，但有些整合的意義遠在經濟之外。

國家電投董事長王炳華說，之前國家核電有先進技術，中電投集團有資金和項目，但是兩家企業都有短板。“兩家企業重組實際上是國家用最快捷、最經濟的方式，打通了三代核電自主化技術路線產業鏈”。

2016年，北京市屬國企金隅集團與河北省屬的冀東集團實施戰略重組。重組后，金隅股份將持有冀東集團55%的股權，水泥熟料產能將超過1.1億噸，躋身全國前三甲。

北京市副市長陰和俊表示，這是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的一次有益嘗試，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方向十分準確”的評價。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資本“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企業主動退出鋼鐵、煤炭等過剩產能。

2015年，中旅集團將總資產和收入占比達到26.7%、47.3%的唐山國豐鋼鐵劃轉給河北省國資委。“用資產、營業收入下降的小震化解了鋼鐵市場下行產生巨額虧損并成為僵尸企業的巨大風險”，中旅集團董事長張學武說。

2016年，國投整體退出煤炭業務，涉及員工接近四萬人、資產五百億元、煤炭產能近3500萬噸。

作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企業的誠通集團，與中國國新、中煤集團、神華集團共同出資組建國源煤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搭建起了中央企業煤炭資產整合平臺，共涉及26家央企煤礦資產1500億元。

2016年，全國國資系統共退出鋼鐵產能4230萬噸，占全國退出產能的80.8%；共退出煤炭產能20629萬噸，占全國退出產能的71.1%。

有退有進，國企把更多國有資本集中到更好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方向。

“國投的投資以‘命脈’、‘民生’領域為重點”，國投公司董事長王會生說，國投發起設立了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新興產業創投引導基金等40余支基金，可引導5000億左右社會資本進入前瞻性戰略性產業。

據統計，目前國有資本在軍工、電信、民航、能源等領域占比達90%以上。

五年來，國企響應號召，在改革中去杠桿。今年上半年，央企平均負債率66.6%，較年初繼續下降。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輕裝前行，各級國企還做了如下減法：

一是積極開展“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戶數”工作。僅央企2016年就減少法人5744戶，共減少人工成本267.78 億元，減少管理費用101.5 億元。中央企業管理鏈條有效縮短。

二是清理退出“僵尸企業”。2016年，全國國資委系統共清理退出“僵尸企業”4977戶，涉及資產4119.9億元，分流安置職工人數30.7萬人。

中鋁公司董事長葛紅林介紹說，中鋁頂住多方壓力，在退出過剩產能的同時，超額完成國資委下達的“治僵脫困”任務。僅此一項，就同比增利超過10億元。

三是積極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現在，還有一部分國企承擔著“三供一業”職能，管理著部分醫院、學校等。

中國石油華北油田公司副總經理石德嶺說，通過移交“三供一業”、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負擔，集中資源做主營業務，提升核心競爭力。

2016年10月起，華北石油管理局向國網河北省電力公司移交了家屬區供電設施，涉及滄州、保定２個市區，任丘、河間、辛集、晉州、深澤等５個縣（市），約7.4萬人。

江西已完成省屬國企1027個社區的移交，移交人員76.6萬人。“誰監管誰負責移交”、“企業在哪里，哪里負責接收”，將企業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徹底屬地化。對此，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給予了充分肯定。

浙江將部分改制企業主辦的職業院校、職工醫院等資產，以劃轉或作價投入等方式，分別組建了省職業教育集團、省醫療健康集團，既減輕了企業包袱，又培育了新的增長點。

截至2016年底，“三供一業”移交已完成1/3，預計2017年底將達70%。

瘦身才能健體。未來發展路上，國企的腳步將會更加矯健。

管資產轉向管資本為主，國有資本監管體制繼續完善，以國資改革帶動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事關全局，任務艱巨。各級國資委尤其是國務院國資委身當要沖，既是改革的推動者，又是改革對象之一，是關系全局的一個要點。

國資委成立后，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國企做強做優做大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實踐中也存在國資委管得過多過細和管得不到位的現象，所以中央要求繼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完善的方向，是從“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轉變。

2016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今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該方案，取消、下放、授權43項國資監管事項。

方案提出，今后國資委不再直接規范上市公司國有股東行為，由企業依法自主決策；延伸到央企子企業的管理事項原則上歸位于企業集團；經理層成員選聘、業績考核、薪酬管理以及職工工資總額審批等事項授權給企業。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提出，必須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要求，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不折不扣推進職能轉變，努力把國資委打造成為職責定位更準、運行效率更高、監管效果更好、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國資監管機構，更好地服務于中央企業改革發展。

“國資委自身的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不該管的堅決去掉”，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表示。

地方的改革決心同樣堅定。

福建省副省長周聯清說，2016年福建共取消32項出資人審批審核事項，做到了“清單之外無審批，主業投資事項全部由企業自主決策，有效激發企業活力”。

山東省明確要求，將國資委配合承擔的安全生產、應急管理、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信訪穩定等公共管理職能歸位于相關政府部門和單位。

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是新一輪國企改革涌現出的新生事物，也是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改革的平臺，在國資體制完善過程中尤其是向“管資本為主”轉變中扮演重要角色。

當前，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企業達到10家，26個地方國資委改組組建了72家投資運營公司。

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的國新公司為例，其以金融業務、股權投資、股權變現和資產重組整合為資本運作途徑，不追求對實體產業和實體企業的控制；在管資本的原則下有效履行出資人職責，不與所出資企業建立母子公司管理體制。

再比如，粵海控股作為廣東的國有資本公司試點單位，對于具有潛力的項目，前期收益未達到上市公司要求時，由總部專業平臺進行孵化，業務成熟后注入上市公司。近年來，該企業已經通過這種模式培育了20多個優質水務項目，并陸續注入上市公司，回收資金超過35億元，形成了投、融、管、退的資本投資良性循環。

強化管資本能力，只是完善國資管理體制的變化之一。另外兩項變化，分別是強化黨建和強化監督能力。

為了確保該管的管到位，國務院國資委在改革中大幅度優化調整內設機構。最為引人關注的，就是新設三大監督局，與監事會形成“一前一后”互相配合的關系，并建立監督工作三大平臺，充分發揮監事會作用。監事會對企業重大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和風險應當發現而未發現或隱匿不報、查處不力的，還將嚴格追究有關人員失職瀆職責任。

據統計，2016年央企外派監事會累計報送報告1362份，揭示問題12226項，向中央巡視組和國資委巡視組通報線索2944項。

加快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全覆蓋，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很多省市進行了積極探索。

幾年來，吉林將165戶省屬企業統一移交國資委，涉及資產5083.8億元。

今年，大連市直黨政機關向國資委移交了一批企業。這些企業資產總額僅為3400萬元，普遍生存困難，有些還依靠財政撥款生存。移交后，大連國資委對同類企業統一調配，進行要素互補，將其整合為水務、地鐵、城建3個集團，形成規模效應。

上海、北京、廣東、江西……幾乎所有的地方國資委都在這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

截至2016年底，除文化、金融外，地方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的比例為84%，比2012年提高了14%。其中16個省超過90%。

深圳是最早探索國資監管全覆蓋的地方國資委，早在2008年就實現了對包括金融、文化在內的國有資產統一出資、分類監管。

深圳國資委副主任胡國斌表示，統一監管“有利于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有利于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發展；有利于國資委發揮‘積極股東’作用，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

不斷加強和改進黨對國企的領導，強根鑄魂，堅定傳承紅色基因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強根鑄魂，堅定傳承紅色基因，是國有企業的重大責任和光榮使命，也是國企國資系統的政治責任、改革重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國有企業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前所未有，對國有企業地位作用和成就貢獻的充分肯定前所未有，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黨建寄予的厚望前所未有。特別是2016年召開的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期國企黨建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

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提出，必須對標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拿出有效管用的硬措施，推動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得到明顯改善和加強。

國企國資系統通過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加強國企黨建工作有了新的深刻認識。

山東省提出，要把加強國企黨建擺在國企國資工作的首要位置，積極探索國企改革與國企黨建同向而行、雙向融入、互促雙豐的有效路子。

在謀劃十三五發展規劃時，中核集團同步謀劃、出臺了央企第一份比較系統的黨建工作“十三五”規劃，構建了“大黨建”工作體系。

總部位于香港的招商局集團明確提出“四個絕不”——絕不因為是企業而特殊，絕不因地處香港而例外，絕不動搖黨在企業的領導地位，絕不降低黨建工作的要求和標準。

為了確保黨建有章可循，新一輪國企改革中，絕大多數國企把黨建寫入公司章程——中央企業集團層面已全部完成章程修訂。

上海市根據國有獨資、全資、國有資本絕對控股企業和國有資本相對控股企業的不同特點，明確了黨建工作寫入公司章程的不同要求。

為了讓黨建工作與現代企業制度融合，國企全面推行了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一肩挑”。

當前，建立規范董事會的中央企業基本實現“一肩挑”，近2500個二、三級單位和近80%的省屬企業已經實現“一肩挑”，專職副書記基本實現“應配盡配”。

各地國有企業從制度流程上明確把黨組織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積極探索黨組織在決策環節的工作方式。

其中，經國資委同意，國家電投特設了董事會執委會，在董事會授權范圍內決策。除黨建、干部、紀檢等議題外，黨組會與董事會執委會同開，執委會授權內事項同步決策，授權外重大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實現了黨的領導和董事會決策的高效統一。

為保障黨建的層層落實，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明確把2017年定為“中央企業黨建工作落實年”，并成立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深入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

責任落實，要有標準、有考核，要有“硬杠杠”。

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為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提出“黨建考核占領導班子考核權重20%，占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領導人員考核權重18%”。

中石化從2014年開始持續開展對全系統130多個的黨建考核，2016年起推行各級黨組織書記抓黨建述職評議。考核結果分為四級，排名靠后的由黨組領導約談。

從各企業分散的點，到國企國資系統連線成面，在各級國資委黨委的帶領下，國企黨建不斷開創新的局面：

為了加強黨建工作力量，中遠海運完善黨建機構設置，選優配強黨務干部，集團總部黨務干部接近總部職工數的1/4。

作為改革試點單位，國投把“試黨建”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目前，國投以問題為導向，探索建立了“國投卓越黨建管理模式”，得到了中組部和國資委的認可和肯定。

幾年來，中交集團海外業務發展迅猛。國際化經營指數從2012年的20.7%提高到2016年的27.2%。

“工程在哪里，黨的組織就建在哪里；隊伍在哪里，黨的活動就在哪里”。中交集團董事長劉起濤說，中交集團把開展好“兩學一做”活動與海外黨員責任區建設相結合，不斷完善“黨員區域化管理”機制。

強化執紀問責，是國企黨組織和紀檢監察部門的一項重要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全力支持駐國資委紀檢組踐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發現和查處了一批違紀問題。

深圳國資委全面推行紀委書記兼任監事會主席，打造監事會、財務總監、紀檢監察、審計、風險、內控等協同的“六位一體”大監督體系。

“全國國企黨建會召開后，一些‘老大難’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帶有‘補課’性質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同時，郝鵬提醒說，還有一些重大任務才剛剛開始推動落實，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剛剛破題。

為此，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再次按下黨建工作快進鍵——

郝鵬要求，各級國資委黨委和中央企業黨委（黨組）要鞏固擴大已經取得的成果，在深化上下功夫，在拓展上花力氣，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上求突破，確保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取得明顯進展和實質性加強。

……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

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是包括國企改革在內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在這個大邏輯的指導下，國企改革要抓住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本質特征，抓住經濟發展向更高階段邁進的戰略機遇，更加關注經濟結構變化和質量效益改善。

要圓滿完成“2020年國企改革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的目標任務，當前正是關鍵時刻：成績尚需鞏固，挑戰依舊嚴峻。

隨著國企改革不斷深化，改革措施以問題為導向不斷落實，一個個更強更優更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正逐漸長成，一支支強根鑄魂、具有獨特優勢的紅色力量將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穩定中發揮更好的表率作用。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國企國資系統將勠力同心、迎難而上，取得國企改革“攻堅戰”的最終勝利，以新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繼續書寫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的新篇章，為實現中國夢貢獻最大的力量。（文章來源：《國資報告》雜志）